叛逃当入刑，监管不力更应入刑

　　23日上午，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九次会议召开，刑法修正案(八)草案（下简称“草案”）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第三次审议。草案规定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期间，擅离岗位，叛逃境外，或者在境外叛逃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掌握国家秘密的国家工作人员叛逃境外或者在境外叛逃的，依照前款的规定，从重处罚。

　　我国贪官外逃早已不稀奇。外逃贪官中，有级别高的，如前云南省委书记高严便是一个，但更多的是级别较低的官员。如最近的一个典型案例是，江西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股长李华波，利用职务之便，用私盖伪造的公章、提供虚假对账单等手段，从财政专项账户上套取资金近亿元后出逃境外。事实上，近年来，我国贪官携巨款外逃的现象日趋严重。据《中国新闻网》2009年9月曾报道，截至当时，我国外逃的贪官高达4000多位，卷走资金约500亿美元。两年过去，这一数据无疑又增加了不少。

　　无疑，贪官外逃不仅在政治上败坏党和政府的形象，而且在经济上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，同时也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，破坏了社会稳定。整治贪官外逃，已成为反腐斗争的新战场和主战场。鉴于这种形势，草案中将公务员叛逃入刑，以期震慑外逃贪官，无疑显得非常及时和必要。

　　公务员叛逃入刑，看起来很好。但问题是，草案中所设的量刑标准能否震慑住那些外逃贪官？在我看来，对公务员叛逃境外最高仅判10年有期徒刑，无疑显得轻飘飘，难以起到震慑作用。众所周知，贪官动辄携带巨额公款出逃，而巨额公款足以让贪官及其全家住有其房、老有所养，生活富足无忧。在“一人坐牢，幸福几家人；腐败我一个，幸福几代人”这种冒险心理驱使下，相较于贪污巨额资金所得来的利益，区区10年有期徒刑，显然是“小菜一碟”。更何况，即便被判10年有期徒刑，根据惯例，只要贪官在狱中表现好，不也还可以减刑么？这更降低了贪官的风险成本。更为重要的是，由于引渡协议少，抓捕外逃贪官原本就是个难题。如果外逃贪官抓不回来，又如何对贪官治罪？

　　所以，抛开抓捕外逃贪官难的问题不谈，如要破除贪官的冒险心理，要让贪官既身败名裂又倾家荡产，对外逃贪官必须课以重典惩处。

　　但更为重要的是，对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不力更应入刑，或必须提高渎职罪的量刑标准，加大对有关部门的问责力度。因为，公务员叛逃入刑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“马后炮”。出了事有关部门才急匆匆地介入，如果能及时抓到贪官，并将其所贪污的公款全部追缴回来，尚属幸事；然而即便如此，也会产生高昂的司法成本，而如果又追缴不回来，其中的损失又由谁来承当？

　　事实上，几乎每一起贪官外逃案件中，都暴露了政府监管部门的严重失语和形同虚设，更有内部人员沆瀣一气，各个环节开“绿灯”。而遗憾的是，案发后，上级组织部门对各级监管部门及其负责人的“问责”，更多地停留在“家法”的层面，而鲜见施以“国法”。而“家法”则更多的是“免职”“撤职”，显然这些轻飘飘的处置只具象征性意义。因此，刑罚有关规定有必要做出相应调整，进一步明确并加大对有关职责人员渎职行为的刑事责任。只有从源头上对监管不力的职责人员“双管”（“家法”和“国法”）齐下，动辄予以开除、判刑，才能使得负有监管责任的官员不敢疏忽懈怠，打起十二分精神盯住“钱袋子”。

　　（来源：红网）